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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评估穆加贝 这个人听不进去忠告(图) 穆加贝
作者:admin  日期:2021-03-06 06:41 来源:未知 浏览:

  等我译完这句话, 邓口吻非常温和地答复:“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一板一眼地说:“我们要实现产业,农业的古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讲完这番话,邓的眼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晰了他的话。

  邓这时弛缓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破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必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滑稽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同意”,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或许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天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素、诙调和风趣给我留下了深入的印象。

  邓接着非常恳切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背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毛病。”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轻易犯急性病。我们的居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沉着地剖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背客观世界发展的法则。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过错。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

  1985年8月28日,气象酷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职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国民大会堂福建厅。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会面外宾简直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

  邓小平对中国的土改始终是踊跃评价的。他在另外一个场所曾这样说过:“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土改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底实现,与朝鲜战斗几乎同时进行。这场天翻地覆的运动使占中国人口四分之三的三亿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它生产材料。这个过程不无暴力,但从中国历史过程的大视角,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变更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幻想,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条件高。直到十年文革之后人们从新评价毛泽东时,邓小平还是坚持说:如果不能恰到好处地评估毛泽东的这项功绩,“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外”。

  邓赞赏了中国“第一个五年筹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规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虚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伍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倒是毛泽东主席曾做过一个正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食粮,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沓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方案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称的援助,包括辅助兴修156个大型名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工业系统,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天天工作两小时左右,普通都支配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资料是稀释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怨言”。

  在我和穆加贝暗里的接触中,他给人一种彬彬有礼的感到。1963年他创建了津巴布韦民族同盟,任总书记,并从70年代开始打响了反对白人政权的武装斗争的枪声。他也参加了关于津巴布韦独立问题的国际谈判。可以说是一位在监狱、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和白人,特殊是和英国人打过长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从北京钓鱼台去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在白人的监狱里自学过伦敦大学法律和行政治理方面的函授课程,后来与英国人打交道时,这些常识都派上了用处”,但他又告诉我“所有这所有,都不如我后来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进程中所学到的货色多”。“我对英国人是太懂得了”成了穆加贝的口头禅。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脑筋有点发烧。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

  邓接着说,我们采用了一些“比拟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式”。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办法,反应了白叟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策略要准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尽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形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领导思想并没有铲除”。

  邓对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持续。

  (三)

  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危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败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气力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恐怖”。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进步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限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比较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抽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天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氛围轻松了一下。 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现不介意邓小平继承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主要组成局部。

  这次会见停止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

  “当今这个世界太不公正了。一些西方国家启齿闭口什么人权民主,实际上是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过去就是从他们那里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今天他们倒反过来教训我们了,真是毫无情理。我太了解这些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首先要有土地,我们是依照法律情势,容许这些英国后裔保存一个农场,但他们要几十个。我不是夸大,这是实切实在的数字,他们要继续领有几十个农场!我们在保卫我们的主权和独立,我们没有要挟任何人。我们是津巴布韦人,我们长短洲人,我们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我们不在乎英国的制裁。布莱尔先生,请你保留你的英格兰,但也让我保留我的津巴布韦。我们不要你的一寸土地,但请你也不要夺去我们的土地。当然,我们乐意和外界友爱,乐意和其余国家和地域发展关联,但我们不会去期求别人的施舍。现在要害是世界的发展模式要改变,从一切为了公司的好处转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自动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高兴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好像也等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奇。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起源:察看者网  

  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义务许多,但基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安排工作人员赶紧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诉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共事正好买了一本,预备和中文版对比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对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邓小平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肠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门,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进步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二)

  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确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打算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贸易的社会主义改革”。邓讲话有一种气概,爱好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恰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跟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显然关怀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捉住了一个症结问题,www.233433.com,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置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恭周觉逐一作了回答。邓从1981年和穆加贝的接触中,了解了穆加贝的激进,所以在1981年的谈话中就已经提示他注意中国自己因左倾激进而承受的伟大挫折。

  邓接着说,“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畸形运行”。穆加贝大笑。把身材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代开始应用的话语,透视出红军将士置生死于不顾的一种潇洒。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逝世,就相互开玩笑地问:“你丢了哪个整机?”后来看了电视持续剧《亮剑》,其中主要人物受伤之后的对话也用这个比喻,大略印证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邓的轻松调侃也使人觉得他心态的年青和对生涯的洒脱态度。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掌声,主要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欢呼和掌声。不论穆加贝所说是否精确,任何一个对第三世界当今面临的艰巨处境富有同情心的人,听完这番话是很少能不动容的。整个会议中最存在戏剧性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幕了。他一讲完,我看到在场记者们的摄像机镜头几乎同时转向了坐在后面几排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布莱尔倒是神色仍旧。他随后上台讲话,没有正面回应穆加贝的指控,而只谈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

  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目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发生资产阶层?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援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见地。回顾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两极分化的趋势显著,改革政策也有不少失误,但是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根本实现,中国的敏捷突起,全世界引人注目。

  穆加贝一抵达,邓小平与他热忱握手拥抱,邓说:“欢送你,很愉快再次见面”。穆加贝说:“你看上去还和四年前我们会晤时一样健康”。邓摆摆右手,“随随便便吧”。穆加贝说:“您看上去不像八十开外的人”。邓笑着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身体总的说,还可以,但一些零件不灵了”。邓用右手食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邓意思是国内个别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由于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支配在自己的左侧。

  邓和穆加贝亲热寒暄后,就把话题转到正题。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现在回忆起来,邓的这个谈话包括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对今天了解邓小平的思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起因,乃至断定今后中国将来的政治走向都有一定的意思。

  邓小平的诞辰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渡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未几。上午9点40分,邓小平衣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走路安稳,身板笔挺,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遐龄。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穆加贝1924年2月诞生于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农夫家庭。念过六年小学跟两年师范,而后就在海内以及赞比亚、加纳等国的中、小学任教,前后约20年,其间又在南非念过一段时光的大学。在加纳教书期间,他深受加纳开国功臣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思维的影响,投身于民族解放活动。从1964年到1974年,穆加贝曾被白人统治者投入监狱达十年之久。他器重武装奋斗,信任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所引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重要力气。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会谈中,他是立场最强硬的政治人物。

  穆加贝是1985年8月26日凌晨6点20分乘坐中国民航一般班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的。中方的陪同团团长是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这次除了穆加贝自己外,还来了包含外长在内的六位部长,都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8号楼。

  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白地说,这些事件“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猖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大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发动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乡村,一哄而起,把本来一二百户组成的配合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人民公社,废止农夫的自留地,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措施来进行农业出产,终极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公民经济造成了一场灾害。

  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顽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懂得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受到否认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原来面目。实际上,为了筹备这次招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习邓的讲话作风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细心地浏览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1987年1月,邓小平会见穆加贝(图片为作者本人提供)

  我后来两次去过津巴布韦,一次是1986年陪李鹏访问非洲四国时途经哈拉雷,另一次是1995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总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局势江河日下。而到了2007年,竟呈现了上百万人生活在饥饿之中。到了2009年,通货膨胀已经失控,政府不得不发行世界上面额最大的纸币100万亿津元,贬到最低的时候,100万亿津元也只能买半个面包,后来津巴布韦罗唆废弃了货泉主权,转而采取美元、南非兰特等货币。

  只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做了耐烦的解释,但执著的穆加贝仿佛还是有点不释怀,他又对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途径,将会给世界提高力量带来宏大丧失。

  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础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穆加贝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仇恨殖民主义。他性情坚强、风格率直,但思惟左倾。在终年的武装斗争中,他曾向他的游击队员许诺成功后要进行土地改造,分田分地。独破之后的多少年,他的政策还绝对平和,后来越来越激进。我2002年夏天有幸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世界可连续发展问题大会,穆加贝和他的仇人英国首相布莱尔都加入了会议,坐在一个大厅,被部署在统一个上午发言。我在现场亲眼目击了穆加贝和布莱尔“正面抵触”的戏剧性一幕。穆加贝上台发言的时候,忽然完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莱尔首相,以恼怒激动的语调,讲了下面这段话:

  下战书1点15分,穆加贝分开钓鱼台国宾馆去首都机场,坐北朝鲜的专机去平壤。坐车里只有他和我,还有司机。陪伴部长杨波先去了机场等待。穆加贝拉开一点儿车上的纱窗,对我说,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可以说自己过去受到了处分,“这个词很重啊”,他这是指邓谈大跃进时所用的词。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出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盘剥人的轨制。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调配,没有极大丰盛的物资条件,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摇头。但邓立刻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群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点个体经济,接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协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他已经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公有制改革都包括在公有制的定义之内。

  (四)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火了。”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切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回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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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巴布韦的困境,乃至不少解脱殖民统治非洲国家的窘境,在一定水平上都来自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非洲人民对西方长期奉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满腔怒火;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命根子又大都把持在白人手中,这些白人已经是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也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了。

  10点缺3分的时候,穆加贝一行到达大会堂东门。

  津巴布韦今日将召开宣布会 穆加贝或正式宣布下台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损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感到当初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意我们的须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涌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辩颇为剧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订和履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一)

  固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鼓作气的。这首先阐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一九八七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准则,但那次他是说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旁边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改革者周小川:与大国央行同行的23载 央行 周小川 商,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夺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撑。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拜访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咱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示了邓求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应非洲很多支援,不少援助给腐朽官员贪污了,后果欠佳。

  回想这些往事,感想很多。我常想,假如穆加贝可能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兴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斯艰苦的局势。当然,津巴布韦乃至全部非洲面临的挑衅十分庞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度尚未找到合乎本人民情国情的胜利之道,他们还在摸索中,也许还要探索很长的时间。

  据我视察,穆加贝这个人相当复杂。他1985年和1987年两次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会见,都是我担负翻译。在另外一些国际场合我也曾经近间隔观察过他。

  (五)

  原题目:张维为:邓小平早有预言??这个人(穆加贝)要自己碰!

  回首看来,为了禁止中国再次陷入凌乱,邓是作了最坏盘算的。

  穆加贝听得很当真。穆加贝讯问邓,中国事如何战胜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构成的权威。我们把难题如实地告知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拍板,他对毛泽东主席是无比尊敬的。

  “社会主义毕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良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以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机动的增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巧,发展对外商业等。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忧: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任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生机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开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需对我国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履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奏效了,农村面孔产生显明变更。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写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造成了赫然的对照。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前驱论坛报》上发表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楚格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利益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发明了前提”。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个年事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吗?我说,有一些印象,我看过海外归来的迷信家扫厕所。穆加贝此时颇为感慨,看着北京大巷上秩序井然的行人和车辆,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中国真是个巧妙的国家。我文革的时候也来过中国,名义上一切都是那么安定和安静,看不出任何问题”。我隐隐地感觉到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完整压服他。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称长时期里,“我们疏忽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迟缓。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拮据,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苦状况。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邓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说明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本的多党制,政权才有正当性,才干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适合,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斥愿望的中国可能会在刹那之间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坚持稳固,领导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93岁的穆加贝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友人,中津从来友好,但穆加贝对中国汹涌澎湃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驳。在享有高尚威望的同时,其执行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使津国大伤元气,始有本日之乱。而当年与邓小平的谈判后,小平同道对此是有重话预感的。回望改革开放40年阅历,中国是如许荣幸!本文是张维为教学当年任舌人时的现场回忆。]

  (六)

  似乎怕对方不听明白。他又反复了一下:“我仍是这句话,盼望你们多留神中国那些不成功的教训”。这时,邓稍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弥补了一句:“本国的经验能够鉴戒,然而相对不能照搬”。

义务编辑:张迪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纂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揭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异常想看看这本书。

  穆加贝或将宣告下台 津巴布韦反对党首领趁机回国

  谈话还在进行着。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从前了,回想这段旧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外媒:穆加贝保持工作到任期届满 同妻子被囚禁在家

  此时,我觉察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屡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独一一次不耐心。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又一次习惯性地用食指导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盛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露面干涉,把它改正过来”。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图片为作者本人供给)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样。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但却节制了津巴布韦70%最肥饶的土地,但他们从事的是现代农业,控制了现代技术和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过这也赶走了哪些把握了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民生艰苦。这当中诚然有做作灾祸的原因,也有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贝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坦桑尼亚驻日内瓦结合国机构的大使鲁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90年代中期,穆加贝邀请过坦桑尼亚经济专家访问津巴布韦,研讨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鲁恩邦加代表专家组当面向穆加贝汇报过他们的见解: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已经形成了工业配套和范围经营,从良种培养,到饲料加工,到市场销售都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专家组倡议穆加贝土改时斟酌这些因素。但当时穆加贝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们的看法,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按津巴布韦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邓接着说:“文明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端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发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

  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干部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重大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好像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确当权派。当前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其,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老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只有绝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今天的西方媒体已把穆加贝刻画成一个如洪水猛兽的专制者。从2001年开始,因为津政府加速推行比较激进的土地改革触动了英方利益,英津关系恶化。2002年津大选后,英国责备穆加贝的民盟政府舞弊,加大对津制裁力度,目前仍未解除。2002年,英国主导下的英联邦决议中断津成员国资历,津政府则宣布退出英联邦。2005年1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上任听证会上将津巴布韦列为寰球6个“暴政前哨国家”之一,津政府谢绝这种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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